张晓虹丨农牧交错带与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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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牧交错带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生态地带，通常是指耕地农业和草地牧业的过渡地带，这里是对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响应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农牧交错带的考古发现让我们意识到，这里不仅是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经营的重点区域，而且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曾发挥了关键作用。重新梳理农牧交错带在早期文明历史中的地缘价值，对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将有所助益。

作者：张晓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摘自：《江汉论坛》2023年第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5期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历史虽然长期是学术界争论的重点问题，但经过近百年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尤其是各个时期不同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的不断补充，我们对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认识已有了许多新进展，一元多体的观点逐渐转变，多元一体被认为是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然而在从满天星斗的多源文明到具有统一国家组织形态的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一些特定的地理区域及其生态环境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就是这样一个地理单元。

农牧交错带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生态地带，通常是指耕地农业和草地牧业的过渡地带，这里是对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响应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概念由地理学家赵松乔先生于1953年首次提出并进行系统论述，随后这一概念被学术界接受。在半个多世纪对这一地区进行深入研究后，学者们发现北方农牧交错带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它既是在东亚季风系统下自然气候和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耦合的产物，又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碰撞的结果。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具体区域范围尚有争议，但基本上是指地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附近、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黄土高原西部、由半湿润农区向半干旱牧区过渡的缓冲区域，其土地利用类型多样，空间上农牧犬牙交错，时间上农牧转换频繁。正是由于这一自然地理特征，该地区在中国历史时期的王朝更替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农牧交错带的考古发现又让我们意识到，这里不仅是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经营的重点区域，而且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曾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重新梳理农牧交错带在早期文明历史中的地缘价值，对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或许有所助益。

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与

农牧交错带的形成

北方农牧交错带位于我国东亚季风区北缘，地跨多个地理单元：从东到西穿过内蒙古高原东部到达与华北平原接壤的长城沿线地区，再越过黄土高原一直抵达青藏高原东缘，横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数个省区。这里地处内陆，为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区，总体上干燥少雨，多年平均降水量约为300～500毫米，降水变率较大。地带性植被从东向西分别是温带高草草原、干草原和荒漠草原，生态环境脆弱，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十分敏感。

1. 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过程及特点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自然地理环境的形成，是地表景观对气候变化响应的长期结果。近30年来，地理学者们利用各种先进的环境考古研究方法与技术对近一万年来的古环境研究后发现，如今自然环境脆弱、流沙散布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适应这一变化的结果。根据沉积地层、孢粉分析、碳-14测年和光释光测年技术等环境考古技术分析，全新世以来今天的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在距今1万年、9200年和8500年经历了三次阶段性气候增暖事件后，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全新世大暖期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其中在距今6000—5000年左右达到温度的高峰，这一时期正值我国仰韶文化时期，故也称为“仰韶暖期”。其时这一地区气候较今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代2～3℃，降水量较今高约100毫米，植被繁盛，古土壤广泛发育。

大概在距今4000—3900年前后东亚地区发生显著的气候变冷过程，全新世大暖期相继在距今4000—3500年期间结束。今农牧交错带地区在此事件之后的平均温度与现代相近，降水减少，表现为内陆湖泊水面降低，成壤期结束，风沙活动增强。在之后的3000年中，气候有过多次冷干、暖湿的波动，但再未出现全新世暖期时那样的暖湿状况。而这一长时段气候变化特点，直接导致这一地区人类活动发生了剧烈变迁。

2. 农牧交错带的形成及生计特点

全新世大暖期时期，以黍为主要农作物的旱作农业在我国北方地区广泛发展，逐渐占据了暖温带、亚热带适宜农耕发展的区域，促进了农业人口爆发式的增长。北方原始旱作农业区域向北扩展到今农牧交错带北部边缘，达到最大地域范围。

距今4000—3500年全新世大暖期在东亚地区结束，气候的持续变冷变干导致我国北方原始农业文化的衰落，在较为湿热的气候下形成的北方仰韶文化被干冷气候下发育的龙山文化所取代。

由于气候变干变冷，原来位于更北地带的牧业生产活动被迫向南转移。如以牧业为主的颜那亚文化（Yamnaya）和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在欧亚草原北方兴起后逐渐向东发展，致使游牧业发展所必需的绵羊、山羊、黄牛物种开始东传，大约在距今4000年时传入到蒙古草原的东部地区，并迅速占据了东亚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及毗邻的温带草原地区。如位于农牧交错带核心区山西北部公海的湖泊样品中的粪生菌孢记录指示，该地区放牧活动在5000年前已经开始出现。

北方牧业人口的南迁与牧业生产方式的扩张，在时间上与全新世我国北方农业的全面向南退缩相契合。这一过程的后果是在今农牧交错带地区出现了一种混杂型的生计方式，即家养牛羊在旱作农业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以位于内蒙古准格尔旗的朱开沟遗址为例，在遗址下层的龙山文化早期地层中，家养牛羊遗骨已出现，而且总体比重已接近典型旱作农业的标志性牲畜——猪的饲养比重。在该遗址上层的龙山文化晚期地层中，家养绵羊遗骨的比重已超过家猪的比重。显然，随着气候的变冷、变干，蒙古高原南缘地区的原始旱作农业难以为继，而牧业人群的南下，使得这一地区出现了农牧生计的混杂，进而导致当地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可以这样认为，全新世气候的波动促成了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逐渐形成。

农牧交错带龙山石城的

空间分布及其文化特点

20世纪的考古发现使人们对中国早期历史的认识不断进步，以至于可以使学者们对中国境内的石器时期文化进行区域类型的分析研究。苏秉琦在对我国石器时期的各地遗址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六大文化区系说。其中，北方古文化区域正好位于我们所讨论的北方农牧交错带上，即包括冀西北、晋中北、内蒙古中南部等地区。这一地区在全新世冷干气候事件所造成北方农牧交错带形成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石城。因其遗存属于北方龙山文化时期，故这些石城又被称为龙山石城。

近年来，考古学界对这些龙山石城进行了系统发掘，并将其中出土器物置于更大地域范围的考古文化遗址中进行比对分析后指出，较早的仰韶晚期大致存在一次从陇东、关中等地移民到陕北黄土高原的过程。其后，这些文化再由陕北地区向东部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晋西北及冀西北地区传播。可见，在全新世干冷气候事件影响下，早期人类开始通过不断的移动以寻找更适合生存的地域，并引发了区域间人群的互动与文化交流，而龙山石城正是这种区域文化交流的成果。

位于陕晋蒙交界地区的龙山古城数量可观，规模大小不一，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防御性的坚固的石砌城墙。其中较大的城址内部有大型手工业作坊遗迹和宫殿遗迹，以及明显的功能分区。这些现象说明该区域在这一时期不同人群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同时具备相对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有修建大型工程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甚至可能已开始出现国家的雏形，这些规模不等的石城就是各级社会组织的权力中心。事实上，在这些龙山文化的早期石城中，其形制、规模都已表现出与后来的商周城址相近的特点。我们可以用地处晋陕蒙交界处的石峁遗址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石峁遗址在今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境内，位于黄河支流秃尾河东岸、海拔在1100—1300米之间的黄土梁峁山地，其下为石质基岩，土地瘠薄。虽然在20世纪初这里就有大量玉器流出，但直到1976年才正式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调查，并确认是一处规模宏大、遗存丰富的龙山文化石城遗址。继1981年、1986年和2009年先后三次对石峁遗址进行调查和研究后，2012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以及神木县文体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再次进行大规模发掘。这次发掘工作获得的大量器物，以及对石峁遗址石城形制的认知在考古学界引起极大震动，刷新了人们对新石器晚期史前社会的诸多认知。

石峁遗址

石峁石城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整个城址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知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城址。根据考古测年结果及器物特征，石峁城址最早修建的是皇城台和内城部分区域，在距今4300年左右完成，外城大约是在距今4100年前后建成，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石峁城址进入衰败期。这一测年结果与北方农牧交错带上的大多数石城的修建时间一致，也符合全新世暖期结束农牧共存生计在这一地区形成的论断。

如果我们把石峁遗址置于晋陕蒙农牧交错带的大区域来看，其周边还有吴堡的寨山遗址、佳县的石摞摞遗址等规模稍小的同时期石城遗址，从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来看，应是比石峁等级较低的城址聚落，并与石峁城址构成一定规模等级结构。而位于石峁遗址东南的芦山峁遗址，无论是城址规模、形制还是遗址内的出土器物，都与石峁大致属于同一等级。显然，石峁遗址与芦山峁遗址都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农牧交错带上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其石砌城墙的宏大规模与遗址中出土的数量可观的玉器和手工业品，都显示它们在我国石器时期北方文化圈中居于核心地位，并与周边等级较低的石城聚落构成一定组织体系，展现了这一地区已进入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的历史复杂化进程中。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些有着不同等级规模的石城表明这一时期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已开始进入国家的初级形态。

龙山石城与中华文明早期之间的关联

根据中国上古传说，中华文明始自三皇五帝时期。虽然我们知道三皇五帝不过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初“王天下”的代表人物，但在这些古代传说中，神农氏曾有过“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的事件，黄帝也曾“为五城十二楼”，这些记载或传说显然表达了城与早期中华文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北方农牧交错带上的龙山石城重加检视，也会发现这些古城在中华文明形成初期作用非凡。龙山石城的出现，与这一地区在全新世中晚期开始形成的农牧共存生计相关。由于气候较前一时期变冷变干，位于农牧交错带北方的游牧人群通过不断迁移，以便寻找更为合适的农牧之地，自然会与已形成原始农业的人群争夺土地，迫使原本从事农耕的定居人群不得不修筑防御性的石城以抵御入侵的游牧人群。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农耕人群之间为争夺有限的农田资源相互征伐，也必须建立有效的防御体系，因而就形成了在居住地区修筑城墙的特点。可见，龙山石城正是在这样的气候、生态变迁背景下产生的。

修筑城墙工程量巨大，需要动用大量人口。石城的大量出现表明这一时期农牧交错带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较高，已形成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架构，由此才能动员大量的人力与财力。特别是像石峁和芦山峁这样超级中心城市的修筑，需要动员与组织更辽阔地域范围的人群才能完成，可见它们应是更大地域范围的权力中心。这正与《黄帝内经》《世本》《淮南子》《吴越春秋》等早期典籍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所呼应。因为君是社会组织的管理者，有君就说明社会组织已经有一定的复杂程度。这一点在石峁的城市形制中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

石峁最早所建成的是皇城台和内城，这说明石峁在形成之初，不过是众多农牧兼营的龙山石城之一，规模有限。但随着占据该石城的部族力量不断增强，所控制的区域逐渐扩大，战争掠夺来的人口与财富也不断积累，使得其有能力修建更大的外城。这一点也可以由在外城东门城墙下发现的大量非本地的青年女性人牲证实，出土的玉器，据分析也是来自农牧交错带东部地区。显然，为了维护其农耕资源，与武装化的北方游牧人群对抗，石峁所在的区域原本分散的农业人群不得不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有一定组织与动员能力的社会集团。

此外，在北方农牧交错带所形成的这个新型的社会集团，为强化自身的文化特性而不至于被更为强悍的牧业人群所征服，便将农业和定居作为本族群文化标志，并将居住在其南的以业农为主的邦国贵族凝聚在一起，形成“夏”或“华夏”族群认同。学者王明珂也认为华夏认同形成的最主要背景是公元前2000年至前500年左右发生在黄土高原北方边缘人群的游牧化，并且这一生态历史过程与中华文明确立以后的商周时期紧密相连。事实上，从近些年我国境内不断发现的众多史前城址，与史籍中三皇五帝时期“万国（城）”林立、五方并存的状况相呼应，预示着先祖们开始在局部联合的基础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做先期准备。而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龙山石城的出现，可以认为是早期中华文明在北方地区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吻合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的产物。全新世中期的冷干气候事件导致这一地区在全新世暖期时已形成的农耕业不断向南退缩，北方游牧人群开始进入，逐渐形成农耕和畜牧并存的生计模式，并引发较为突出的生态危机。这一时期农牧交错带不同生计的族群在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的同时，也因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而引发了频繁的武装冲突，不仅形成了大量的龙山石城，而且使得原本分散的族群通过战争与联合，逐渐形成“诸夏”“华夏”的文化认同，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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